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未科殿试策问
制曰：
创业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昔人有说是也。然兵农一致，文武同方，其用果有异乎？文武之分始于何时，兵农之制始于何代？尝质者诸古矣，《书》称尧曰武乃文，于舜称文明，禹称文命而不及武，于汤称圣武而不及文，周之谟烈各专其一，且三代迭尚不言武，周列四民而兵不与焉。何也？汉、唐、宋之英君令主，或创业而兼乎文，或守成而兼乎武，或有未备亦足以善治。论者又谓天下安，注意相。又谓天下虽安，忘战则危。是治兵之道，果与治民者同邪？异乎？
我太祖高皇帝，以圣神文武统一天下。建官分籍，各有定制。列圣相乘，率循是道。百五十年制定功成，实由于此。然承平既久，玩愒乘之。学校之法俱存，而士或失业；蠲贷之诏屡下，而人多告饥。流徙之徒，化为盗贼，以遗朕宵旰之忧。今赋税馈运，民力竭矣，而军食或尚未给；调发战御，兵之力亦劳矣，而民患尚未除。或者官非其人乎？而选举之制，黜陟之典，赏罚之令，亦未始不加之意也。兹欲尽修撰之实，谨恬嬉之戒，文治举而武功成，天下兵民相卫相养于无事之天，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之业。宜如何而可？子大夫志于世用，方策士之时，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，姑举其切于时者，其为朕陈之。
（照照，在殿试上也不望提自己最爱的用兵之道呀！不过这题目好像是内阁拟的……而且对自己的国家有深刻的认识。）
创业以武，守成以文
臣对：
臣闻帝王之御天下，有出治之全德，有保治之全功。文武并用，出治之全德也；兵农相资，保治之全功也。于并用而见其同方，则天下之政出于一，而德为全德。如日月之在天，凡所以照临者，胥天之德也。于相资而见其一致，则天下之治出于一，而功为全功。如手足之在人，凡所以持行者，皆人之功也。由是联属天下，以成其身；纲维其道，以适于治。体统相乘，而无偏堕不举之患；本末具备，而无罅隙可议之疵。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传之万世而无弊。帝王为治之要，孰有加于此哉！臣自少读帝王之书，讲帝王之道，窃有志于当世之事。然学焉而不敢言，言焉而不达。今幸近咫尺之威，立方寸之地，制策所及者，皆事道与是事也。臣敢不罄一得之患，以为万分之助乎？
伏睹圣问首曰：创业以武，守成以文。而又曰：文武同方，兵农一致，果有异乎？臣惟三代以上，同一道也，戡乱则曰武，守成则曰文；同一民也，无事则为民，有事则为兵，初未始异也。在《易》明两作《离》，文明之象也，上九王用出征，有嘉。释之者曰：刚明及远，威振而刑不滥。斯不亦可见文武之同方乎？地中有水，《师》，师旅之象也。而释之者曰：伏至险于大顺，藏不测于至静。盖寓兵于农之意，斯不亦可见兵之一致乎？是故一张一弛，号为善道；刚克柔克，协于皇极。
周公冢宰，实兼东征；毕公为公，亦总司马。武夫堪腹心之寄，吉甫有文武之称。以《天保》治内而未尝无武，以《采薇》治外而未尝无文。文武固未分也。自秦不师古，专以武勇立国 ，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有刑，斩首级者进爵。民勇于战，皆忘生好利之人。士贱以狗，废干戈羽籥之习。至汉承秦制，立丞相、将军，而将相之职异。唐宋以来，置中书、元帅、枢密，而军国之权偏。此文武之分，出于三代之后也。
成周之制，以田赋出兵 ，兵车千乘。畿方千里，畿封万井，出戎马四万匹。兵车万乘，自五人为伍，积而为两为卒。自五卒为旅，积而为师为军。天子之六卿六军，诸侯之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而降杀有等焉。一方有事，则命将出题。迨功献俘，将归于朝，即守职之吏。兵散于野，即缘亩之农。兵农固未判也。至管仲相齐，欲速图霸业，乃坏周兵于内政。分国中以四乡，使国中之民为兵，鄙野之民为农，兵不服耒耜之勤，民不识干戈之具。以至句吴之君子，秦昭之锐士，成周之至变易尽矣。此兵农之判于三代之衰也。
载质之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，古之帝王，未有不兼文武之德，均兵农之功者。称帝尧者乃武乃文，四表之被即所谓文，舟水之战则所谓武者也。舜之诛四凶，禹之格有苗，固可以武功名，而亦文明、文命之佘事也。布昭圣武，见于《伊训》，然圣谟嘉言，谓非文武之全欤？言谟武烈，见于《君陈》，然整旅代崇，下车防道，二者正未始偏废也。三代迭尚，曰忠、曰质、曰文，而不及武者，盖言忠、质、文，则武固在其中。必以武言，则是秦之所尚，而非三代之治矣。周列四民，曰士、农、工、商，而兵不与者，即臣前所陈寓抹兵于农之说。专以兵言，是为后世之制，而非成周这旧矣。
汉、唐、宋之君，如光武之投戈讲艺，太宗之身兼将相，庶几创业而兼乎文。其未备者，如汉高之不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规模宏远。盖其宽仁大度，暗合乎道，况能善陆贾文武并用之言乎！孝武之封狼居胥，宪宗之平淮西，西蜀，庶几守成而兼乎武。其未备者，如仁宗之时西夏猖獗，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。盖其深仁厚泽，培植国本，况能用韩、范儒者之将乎！陆贾之言曰：天下安，注意相。则在承平时不可不修文德，故曰人君以论相为职，又曰将特大有司耳，非比也。《司马法》曰：天下虽安，忘哉心危。则在承平时不可不饰武备，故曰君子以涂戒不虞，又曰圣人贵未然之防。是知兵以卫民，民以给兵，治兵乃所以镇民，讲武即所以偃武。治兵与治民，亦异而同也。
汉之军制，以南北分。南军主环卫王宫，北军主巡绰京城。有骑士，有材官，与夫南北之车骑，东南之楼船，临淄之弩手，荆楚之剑客，皆仰给于县官，而不缩于齐民。识者惜其去古未远而不能复，此汉之治民与治兵异也。唐府兵之立，其制最善。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，所以弭祸乱之源。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，而民无旧役之劳。三时耕稼，一时讲武，而兵无常聚之患，器甲出于民，衣粮出于民，而国无养兵之费。治民与治兵同，而论者许其为近古，良有以也。宋之制，有三衙四厢，诸总管、钤辖、诸将。然终宋世，国威振者，殆兵权失之轻，而兵民分之过也。由是言之，文武者，其名也。兵农者，其实也。三代以上，兵出于兵，而文武不得不合。三代而下，兵判于农，而文武不得不分。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，则所以治民卢治兵者，不容异也。
洪惟我太祖皇帝，独禀全智。首出庶民，扫开辟所未有之污，复帝王所自立之地。武功之盛，无以加矣。整人伦于用夏蛮夷之余，兴文教于拨乱反正之始。文德之盛，又何如哉！当时之建官也，科目则有文举、武举，官联则有文班、武班，部属则有文选、武选。当时之定籍也，常产则有屯田、民田，户籍则有军籍、民籍，官署则有州县、卫所。然乾纲独断，无威柄下移之失。犬牙相制，无尾大不振之患。有事则共与机密之谋，无事则各掌兵民之寄。在京有司马，以提督军营。在外有宪臣，以总制边务。臬司有兵备之权，县吏专巡捕之职。名若分而实则相属，职若判而任则相维。保治之法，盖与三代而同符也。至若太宗表章经史，而外清朔漠之尘。宣宗崇重儒臣，而出平汉邸之变。列圣相继，益懋益敦。百五十年来，固皆以文致治，而庙算不遗，神武不杀，伟烈宏功，照耀简册。寿国脉与箕翼，安国势于磐石。斯世斯民，盖有由之而不知者。
恭惟皇帝陛下，保富有之业，思日新之图。阅历熟见理明，涵养深而持志定。垂衣拱手，而天下向风。动颜变色，而海内震恐。疆场之虞，扑之于方炽。萧墙之梗，消之于未形。君子洗心以承休德，小人延劲以望太平。而皇心谦冲，谓承平既久，玩惕随之。臣伏读至此，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德，保治之全功，可因此一念而举矣。臣窃以为，陛下求治之心甚至，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。夫学校者，风俗之首也。程颢谓：治天下以正风俗，得贤才为本。使主学校者皆得其人，教之之法悉如阳城之在国学，胡瑗之在湖学。一道德以明礼义，尊经术以定习俗，不荒于嬉而毁于随，则淳厚之风可臻，而士之失业者非所忧矣。
民者，国本所系。邵雍谓：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。所以宽之者在朝廷，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。使为守令者皆得其人，养之之法悉如黄霸之在颍川，张咏之在益州。遵奉诏条，宜布得意，不以简丝先保障，不以抚字后催科，则因革之俗可期，而民之告饥者非所忧矣。
流徙之徒，聚为盗贼，亦教之无法，养之无素故也。以人情言之，盗贼亦人耳。人莫不爱棒筋力肌肤也，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，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。在上者不以无益之工役，苦其筋力。不以不中之刑罚，残其肌肤。不以流离，病其父母妻子。不以诛求，损其庐山赀产。则彼岂不自爱，以蹈必死之地哉？今潢池弄兵、绿林号者，在在有之。
赋税之过春支秋粮，馈运之弊，十室九空。农事在所当重也。迩者出内帑银二十万两，以济西蜀之军储，爱民可谓深矣。臣愚以为，本土之蓄积，宜自足用。昔人有言：兵务精，不务多。今为将者，兵每务农，而财馈每患其寡。兵既多，则财馈不得不多。财馈既多，则力不容以不屈。是民以养兵，而亦不可反为兵困也。
调发之伍，动以千百。战御之功，十无二三。兵政尤所急也。迩者发京营兵三千骑。经平山东之反侧，御患可谓切矣。臣愚以为，本土之壮士，宜可自用。昔汉击匈奴，用六郡良家子，盖其熟知险易，力卫桑梓。比方他方，所谓发一可当白。况京兵一出，既有行迹居饷之劳，亦有居重驭轻之戒。固可权其宜于一时也，而非可继于旬月。是兵以卫民，而亦不可过为之也。
圣问又谓：或者官非其人。臣愚以为，一代之才，自足以周一代之用，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，用人诚得其道，则贪可使也，诈可使也，况蕴德行而志功名者乎！选举之制公矣，宁无腐儒而当事局，历济而投散者乎？黜陟之典宁无食备员之辈，隐贤遗才之叹乎？赏罚之令明矣，宁无滥竽而受赏，戴盆而免罚者乎？诚使官各尽其人，才各尽其用，人人有忘私之公，事事有爱国之诚。彻桑寺于耒阴之时，徙积薪城未火之日。一郡有警，则傍郡切震邻之忧。一时有警，则先时思噬脐之悔。敌至不惧，敌去不悔。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师，不旷日持久而匮吾之财。内修外攘，必尽于条教之外。文恬武嬉之弊，必作起于玩习之余。则文德之敷，云行雨施。武节之建，雷厉风行。远可以复帝王之善治，上可以光祖宗之谟烈。国家亿万年之历，可以配天地于无穷矣。
臣愿层陛下，益崇此德，益保此功，存无怠无荒之心，为可久可大之道。惟万几之暇，少加意焉，则凡所以策臣者，可次第而举矣。何暇于多言为载？臣干冒天威，诚不胜战栗之至。
臣谨对。
（状元的文章呀，我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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